历代名人
杨树达、程潜、王夫之、陶澍、杨守仁、左宗棠、曾国藩、曾国荃、李元度、皮锡瑞、杨昌济、魏源、陈天华、蔡锷、范旭东
书院的学规
中国书院一般都有学规。所谓学规，是书院订的用以规范生徒学习、生活行为的规矩章法。岳麓书院的学规，最早源于朱熹的《书院教条》，到清代乾隆年间，欧阳正焕任书院院长时，提出“整、齐、严、肃”四字并撰诗，刻在碑上嵌于书院讲堂右壁，流传至今。这四个大字刚劲有力，令后人景仰不已。
岳麓书院学槼: 时常省问父母；朔望恭谒圣贤；气习名矫偏处；举止整齐严肃；服食宜从俭素；外事毫不可干；行坐必依齿序；痛戒讦短毁长；损友必须拒绝；不可闲谈废时；日讲经书三起；日看纲 目数页；通晓时务物理；参读古文诗赋；读书必须过笔；会课按时蚤完；夜读仍戒晏起；疑误定要力争。
历史发展
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。北宋开宝六年（973），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，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，接受了刘鳌的建议，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。初创的书院分有“讲堂五间，斋舍五十二间”，其中“讲堂”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，“斋堂”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。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、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。
宋太宗咸平二年（999），李允则任潭州太守，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，增设了藏书楼、“礼殿”（又称“孔子堂”），并“塑先师十哲之像，画七十二贤”；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，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。咸平四年（1001）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，其中有《释文》、《义疏》、《史记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唐韵》等经书。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。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（1012）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，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，学生定额愈百人，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。到南宋的乾道年间，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。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，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、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。在教学方面，提出“循序渐进”、“博约相须”、“学思并进”、“知行互发”、“慎思审择”等原则；在学术研究方面，强调“传道”、“求仁”、“率性立命”。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、赵方、游九言、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，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。
一时间，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，有的还“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”，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。南宋淳熙七年（1180），张栻去世后，朱熹、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，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。朱熹还将《白鹿洞书院教条》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，颁于岳麓书院。
从元、明至清初，由于战乱，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，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，已不复旧观。清初。书院被禁。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，放宽书院政策。康熙二十六的（1687）御书“学达性天”匾额，并以十三经、二十一史、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，乾隆九年(1744)又御书“道南正脉”匾额送至岳麓山，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。复兴后的麓书院，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，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。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，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，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，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，更以“群经教授诸子”。此后罗典任山长，“唯以治经论文，启诱后进”。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“湘水校经堂”，专以研习汉学为主。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，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。
清代的岳麓书院，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、德高望重的大师，培养出诸如王夫之、陶树、魏源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曾国藩、郭嵩涛、李元度、唐才常、沈荩、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。清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，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、湖南工业专门学校，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澳门新菊京妖乐城至今，历经千年，弦歌不绝，故世称“千年学府”。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，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。
创建和繁盛
坐落在长沙湘水之滨、南岳之麓的岳麓书院始建于976年（宋太祖开宝九年）。从岳麓书院到清末的湖南高等工业学堂，再到今日的湖南澳门新菊京妖乐城一脉相承，故有“千年学府”之称。它比意大利最早的博洛尼亚澳门新菊京妖乐城要早近100年，比英国牛津澳门新菊京妖乐城更要早近200年。因此可以说，在世界上自建立之日始一直延续至今的高等学府中，长沙岳麓书院是创建最早的一座。
宋代潭州教育之兴的明显标志便是岳麓书院的建立。但岳麓书院的渊源一直可追溯到五代末。那时，茂林修竹、葱笼滴翠的岳麓山林已是士子的习业之所。智等两位僧人为“思儒者之道”，在麓山寺下，“割地建屋”，建起了“以居士类”的学舍，岳麓书院就是在智办学的基础上“因袭增拓”而诞生的。
976年，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，即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。这时已不是仅仅能让“士得屋以居，得书以读”的简陋学舍，而成了拥有讲堂5间，斋舍52间的规模恢宏的书院。不久朱洞去职离开潭州，书院因一时得不到支持而一度出现“弦歌绝音，俎豆无睹”的冷落局面。但到999年（咸平二年）李允则知潭州时又恢复了生机。李允则本是儒臣，系唐济南团练使李谦溥之子，少时就以才略闻，后以荫补官，所到之处都致力为民办实事，“民皆称便”。他知潭州后，对兴教办学身体力行。岳麓书院在李的主持下，很快获得了恢复和扩建。他“尽获故书，诱导青衿，肯构旧址。外敝门屋，中年讲堂，揭以书楼，序以客次。塑先师十哲之像，画七十二贤”，“请辟水田，供春秋之祀典”，使书院初具规模，并形成了以讲学、藏书和供祀3个部分组成的书院规制。书院正式定额为60余人，其他从学者还不在此数，声名渐次传播三湘衡岳之间。朝廷因岳麓书院办学有成绩，故采纳李允则的奏请，拨赐御书给书院，所赐之书有《释文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唐韵》、《玉篇》等各种经书史籍。北宋王禹在《潭州岳麓书院记》中赞誉道：“谁谓潇湘？兹为洙泗。谁谓荆蛮？兹为邹鲁”。把岳麓书院比之孔孟之乡的“洙泗”、“邹鲁”。潭州也从此有了“潇湘洙泗”的美名。
